何为“新大众文艺”？缘何这一概念精准对应了当今“势不可挡的文艺新潮”？它与过往的诸如“人民文艺”“群众文艺”这些概念又存在怎样差异？这诸多疑问都在由杨庆祥主编、收录了各领域代表性文章的《新大众文艺是什么？》(中国出版集团、东方出版中心，2026年)一书中得到了深入剖析。此书问世可谓适逢其时，不仅为读者梳理了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来龙去脉，更有助于将其塑造成可持续演进、潜力巨大甚至可能引领中国文艺走向的重大概念。
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内在驱动力与运行机制
杨庆祥为该书撰写的序言虽篇幅不长，却展现出统领全局、总结要点且激发思考的特质。我尤其注意到序言中的一个重要论述：“与此前诸多文艺现象不同，新大众文艺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社会群体特征，在缺少明确号召机制的情境下，主体的内在动力显得尤为关键。”此言既关联到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，亦触动了其动力机制的核心所在。
我们正身处这个史无前例的“新大众文艺”时期，既孕育出前所未有的新型文艺创作者，也催生了新的大众文艺动力机制。杨庆祥在序言中着重强调的，正是这一动力机制：新文艺“大众”生存的驱动力、自我实现的动力、表达的动力，乃至情感的动力和叙事的动力；所谓“叙事动力”，即讲述自身故事、描绘人生轨迹、抒发情感体验。由此可见，推动“新大众文艺”发展的乃是综合性动力机制，其背后，既是大众自我表达的欲望机制，也是新大众文艺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与实现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“新大众文艺”给予人们直面人工智能的底气，一种AI写作难以完全取代人类创作的底气。只要人类仍有表达倾诉的愿望，新大众文艺就始终不乏创作主体的内在驱动力。由此看来，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动力机制，既构成AI时代最为重要的创作主体现象，也是当今大众抒发情绪情感、经验乃至精神生活域心灵世界的迫切需求的产物。
《新大众文艺是什么？》独具匠心地把鲁迅发表于1930年的经典文章《文艺的大众化》置于首篇，既为“新大众文艺”探寻根源，也为读者理解其“动力机制”背后的“政治之力”提供了重要启迪。鲁迅指出：“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，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。若是大规模的设施，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，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。”鲁迅所说的“政治之力”，也为我们理解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提供了重要视角。何为政治之力？政治在哪个层面发挥作用？政治的引导功能及其规制作用如何具体实施？如何将“政治之力”理解为激励推动机制，而非仅仅视为制约规训的体制？现有的各级作协、文联应承担何种职责？学院派文艺研究者、评论家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文艺政策制定者在其中处于何种位置？这些都是由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动力机制引出的相关问题。
“新”·“大众”·“文艺”的多维考量
该书还引导读者对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概念构成进行深度思考与探索。
何谓“新大众文艺”之“新”？可以说，并非所有在互联网、自媒体和融媒体上出现的大众创作都可称为新大众文艺。如何在广阔的大众文艺实践中识别出“新大众文艺”，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课题，可能需要各层级有组织性的召唤和引导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新大众文艺或许并非完全自发生成，也可能不是完全自足的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。同时，也不乏看似“新”的大众文艺，实则本质仍是陈旧的。因此，辨识“新”首先要完成前提性工作，这也是一项系统性、组织性、整体性的工程。
“新大众文艺”的“大众”究竟涵盖哪些个体和群体？在当前历史条件下，谁可称为大众？如何界定大众？怎样在众多网民中识别出大众？正如该书序言所发问的：“‘谁’在创造新大众文艺？这个主语‘谁’并非不言自明，它甚至可能被悬置、被虚化甚至被替代。对‘谁’的追问，也就是新大众文艺逐步实现自我建构、自我主体化的过程——大众的故事由大众来讲述，人民的历史由人民来书写，这一现代性愿景，在今天依然需要持续努力。”
从这个意义上，《新大众文艺是什么？》是一部追问之书。它提出诸多有待进一步阐释和付诸实践的问题，从而也将“新大众文艺”作为一个历史实践过程来探讨，而非预先赋予其明确本质化的定义。
“新大众文艺”概念的最终落点在“文艺”二字。也就是说，无论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创作主体多么庞大、包容或泛化，他们创作的终究是文艺。其内部蕴含着艺术、美学、文学等机制发挥根本性规约作用，决定着“新大众文艺”的“文艺”属性。这也警示我们，新大众文艺不仅要“新”，不仅以“大众”为核心，而且还须“文艺”。
而“文艺”二字如何具体体现？鲁迅在《文艺的大众化》中已有警示：“若文艺设法俯就，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，媚悦大众。迎合和媚悦，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。”这对于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如何避免俯就、迎合与媚俗，具有醒世意义。
这就牵涉到新大众文艺如何与既有的文艺美学、文学性机制展开对话。如何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评价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文艺性、文学性、审美性？“新大众文艺”需不需要引导？正如本书作者之一李遇春在《新大众文艺的概念、特质及未来》一文中引用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的经典论断：这其中包含“‘阳春白雪’和‘下里巴人’统一的问题”，包含“提高与普及统一的问题”。
在这个意义上，该书中的贺桂梅文章《新大众文艺如何是“新的”》启示我们重新思考文艺与文学的基本关系：“如果说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史，是不断分化出新的专门化媒介的过程，诸如视觉媒介、听觉媒介、语言媒介等，或许新大众文艺则将是诸种媒介形态的再综合与再统一。基于这一特征，我们可以重新构想‘文学’与‘文艺’的基本关系，通过将文学这种占据脑/智能神经元核心地位的语言性表达媒介，视为新大众文艺所有文艺形态的‘基础’和‘母体’，进而重构文艺的总体性视野。”换句话说，由于文学处于脑和智能神经元的核心地位，“文学”成为所有文艺形态的“基础”和“母体”，也许唯有借助“文学性”，才能有效重构“新大众文艺”的“艺术性”，进而“重构文艺的总体性视野”。而谷鹏飞在《新大众文艺的批评标准》一文中提出的文艺应遵循的两个方面“形式标准”，也颇具指导意义：“一是文艺创作与批评要尊重艺术自身的形式美法则”，“二是指文艺当因应时代与社会的变革而做出形式的创新”。
文明形态与人类未来展望
贺桂梅在书中提出：“当前我们正经历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剧烈转型过程，这种转型与此前历次变革的不同之处在于，这将是一种‘文明’层次的巨变。”“新大众文艺”之所以是一个“理想化”概念，与其最终触及“文明”形态和人类未来愿景有关。因此，“在讲好中国故事和人类故事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话语、想象新的可能”，就成为新大众文艺更深层、更崇高的目标，即“通过文艺实践去构想和创造新世界”。
“新大众文艺”的重要发展方向，是对“人”的存在境遇、生命形态、心灵世界的捕捉与呈现。在我看来，无论是“新大众文艺”，还是当下文坛另一个现象级思潮“大文学观”，都应将“人”的维度视为其内在灵魂；而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创造者，只有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媒体革命历史条件下，关注生命个体和群体的生存方式、情感处境与心灵世界的转变，把人的“灵魂”作为核心关切，才能真正讲出有温度、有情怀的中国故事，进而呈现“人”的未来图景。
《新大众文艺是什么？》的作者们高度关注并试图克服的，正是新媒介和电子信息技术可能引发“技术主义”倾向，从而有助于将“人”的问题置于“新大众文艺”中心。这也意味着在当代技术和媒介占主导的时代，重构“某种与人相连的秩序”，进而“构建真正代表‘人类命运共同体’的文化叙事与文化形态”，构成了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历史使命，也关联整个人类的未来前景。因此，人的命运与出路问题依然是新大众文艺核心的观念愿景与文化前景。
也正因如此，“新大众文艺”具有未完成性。恰如杨庆祥所言，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未来走向充满不确定性，它也是一个“多种力量博弈和对话”的“变量场”，一个需要在创作和理论双重实践中不断深化探索、持续推进的“话语空间”。
